“捉蒋”功臣王国才的跌宕人生

　　你也许看过电影《西安事变》，看到东北军官兵从山洞里把蒋介石押出来的镜头，但你可能不知道第一个发现和带领士兵捉蒋的王国才，更不知道他捉蒋后的去向。在这里，我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王国才的故事。

第一个在山上发现蒋介石并拽他下山

爱国起义将领王国才，摄于1936年 (1)

　　王国才，号捷三，1903年农历五月初八生于辽宁省新民县西北园子。

　　王国才幼时家境贫寒，全家13口人仅有土房三间，地无一垄。父亲靠做泥瓦工，母亲靠给人缝补衣服和麻袋维持生活，弟兄五人缺吃少穿，生活艰难。1920年9月，17岁的王国才到东北军第四混成旅一团一营四连当兵，不久任班长。夜深人静时，王国才独自一人在操场打拳、喊口令、练步伐，点上香火练枪法，深受营长张学成的青睐。张学成，系张学良堂弟，自幼由张作霖抚养成人，曾任张作霖的卫队营长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师长等职。经张学成举荐，1922年王国才升任奉天督军署大帅府卫队上尉差官，开始了和张学良父子的交往。王国才晚上睡觉不枕枕头，而是垫一块砖头。挺拔的身姿、英武的气质和不凡的身手，进一步赢得张家父子的信赖。

　　1923年，英姿飒爽的王国才经张学良二弟张学铭介绍，娶张作霖五姨太的婢女为妻，与张府关系更趋密切。1925年初，升任北平大帅府卫队团二营七连中尉连长，侍卫在张作霖、张学良左右。

　　1936年2月，张学良为扩大势力，从众多将士中选拔一批青年才俊上军校深造。经师长白凤翔推荐，已升任东北军骑六师十六团中校副团长的王国才，进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骑兵科深造。1936年11月毕业后回到西安，被张学良任命为骑兵六师上校副官处长。

　　当时，东北军抗日热情高涨，但蒋介石却严令张学良“剿共”打内战，张学良对此颇有不满。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军，非其嫡系，历来受蒋介石的打压与歧视。1936年11月，蒋介石借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和陇海线，准备入陕，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同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西安临潼。他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地区让给其嫡系部队。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吞并。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则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王国才在西安住下没几天，张学良便电告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从甘肃固原回西安。次日，张学良将军接见了白凤翔，密议“兵谏”事宜。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以拟让白凤翔回热河(今承德市)打游击为名，带领白凤翔来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凤翔熟悉华清池地形。12月11日傍晚，张学良召见白凤翔并进行了密谈，向其布置了临潼兵谏的任务。在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住处，王国才见白凤翔面色凝重就问：“师长，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白凤翔答：“明天，我们去华山打围，你现在就去看我师的旧人谁还在西安，都叫他们来。”王国才马上出去找回7个人，都是白凤翔过去的亲信。遵照白凤翔的指示，王国才准备好了汽车、枪支，并去张学良那里取回两箱20发的驳壳枪，分发给每人一支。

　　当日午夜时分，白凤翔对王国才说：“今夜两点，我们出发捉老蒋，此去任务险峻，恐怕是九死一生，但我们都受过张将军恩遇，况且我们捉了老蒋就可以一起打回老家去，此行非去不可。”王国才听白凤翔说完，心中虽然充满了打回东北老家的希望，但也禁不住大吃一惊。此刻，白凤翔又说：“我在银行里存有4万元，我有三个男孩，你有一个，给他们每人1万元，我们如有不测，就把这些钱作为他们的学费吧!”

　　12月12日凌晨两点多钟，王国才随白凤翔去见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立即将5万元关金券交给了王国才，作为奖赏捉蒋士兵之用。随后，王国才同白凤翔、刘桂五、温团长(名不详)四人同乘一辆小车向临潼进发。整个捉蒋行动由白凤翔全权指挥，外围由刘多荃师长的一0五师担任警戒。

　　一路上全体人员悄无声息地快速向临潼挺进。凌晨3点多钟，到达离临潼10里远的灞桥。白凤翔命令全体人员停车集合。队伍快速集合后，白凤翔对全体官兵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捉蒋要活的不要死的。

　　凌晨3点50分，全体捉蒋官兵由灞桥起程向临潼进发。第一辆汽车乘坐士兵20名，由卫队营一个连长指挥。王国才和白凤翔、刘桂武、温团长乘坐小车，跟在第二辆军车后面。事先摸清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卫士约80人，院外有宪兵70人左右。到达临潼后，大约凌晨4点钟，头道门卫见全副武装的军士驱车直入，便架起轻重武器，拦车询问，检查证件，此时，门卫中有人惊呼：东北军打过来了!顿时头道门轻重火力一齐向捉蒋官射击。乘车捉蒋士兵中有一神枪手抬手就是三枪，击毙了三名门卫。经过一番激战后，队员们冲破了第一道防线。逼近第二道门时遭到蒋介石卫队更加猛烈的火力抵抗，压制得捉蒋队员无法前进一步。这时候，白凤翔让王国才挑选了20名勇士组成敢死队，由王国才任队长带队冲到墙根，搭起人梯，攀上房顶，接二连三地扔下手榴弹，炸开了第二道门。在这次激战中，王国才的鼻梁被子弹擦伤，血流满面，但他来不及包扎，就同队员们一起冲进了蒋介石居住的院子里，经过激烈枪战，打死20多名蒋介石的贴身护卫。当捉蒋官兵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时，却空无一人，蒋介石的假牙和衣服放在床边，用手一摸被窝，还有些温热，这表明蒋介石离开不久。于是，他们一齐到院内搜查，却没有找到蒋介石，但活捉了右肩受伤的待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蒋的族侄、曾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的蒋孝先。审问二人：“蒋委员长哪里去了?”但二人拒不开口，都保持沉默。于是蒋孝先被推到外边的一个小院子里枪决了。

　　早晨6点钟，天色蒙蒙亮，外面北风呼啸，寒冷刺骨。可是士兵们仍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踪影，白凤翔就此电告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指示：“立即搜山!告诉大家老头子并没有走远，一定要把他请出来。放跑老蒋者格杀勿论!”接着，官兵们就开始仔细搜山。外围已被一0五师包围的水泄不通。大家到了骊山西北麓，士兵朝天乱放枪，想把老蒋吓出来。王国才先是发现一只鞋，然后顺着一条小径仔细搜寻，果然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龟缩在里面的蒋介石。王国才走上前说：“请委员长下山。”蒋介石怒目相对，说什么也不肯挪动地方，王国才便往下拽，蒋介石忽然顺势一推，将站立不稳的王国才摔下山坡，脸部、腿部和胳膊都摔破了，鲜血直流。王国才奋不顾身地爬起来，大喊：“弟兄们快来，委员长在这儿呢!委员长在这儿呢!”听见喊声，官兵们很快围了上来，把身穿睡衣、光着脚丫、瑟瑟发抖的蒋介石抬了出来。随后，士兵把蒋介石背下山，交给了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

　　张学良将蒋介石拘押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内的东厢房高桂滋住处。随后张学良将军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结果被私通蒋介石的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了电文。张学良将军得知后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蒋斌枪毙。随后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等八项主张的通电，并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博古、叶剑英、邓发、李克农、李涛、罗瑞卿、曾三、童小鹏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晤和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美国顾问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斡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 亲自把蒋介石护送到南京。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到南京，就囚禁了张学良，随之又迫害了杨虎城，但是，“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粉碎了南京政府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且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王国才(前排右一)

组建热河抗日先遣军奋勇抗日

　　1937年，王国才回东北军骑兵六师任副团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生涯。在丰镇大同旗下营与日军激战，一个星期后由于负伤被送回西安治疗。此时白凤翔被蒋介石任命为热河先遣军中将司令，由南京来到西安。待王国才枪伤痊愈出院后，两人一起到陕、甘、川等地招兵买马组建了8000余人的热河抗日先遣军。王国才被委以重任，任热河先遣军第二团团长。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抗日先遣军初具规模，下辖1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1938年初，热河抗日先遣军开赴陕西绥德、米脂一带整装待命。之后，先遣军沿黄河西岸北上，途经延安、延川、绥德等地时，受到共产党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军民给先遣队安排驻地，补充给养，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将军还亲自设宴款待白凤翔及其所部。临别时，彭德怀、肖劲光、习仲勋等领导欢送先遣军，并转送毛泽东给白凤翔的亲笔信，周恩来还派人送来一部电台，同时选派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张心德同志到先遣军担任游击战教官并负责联络事宜。后来，蒋介石为监视先遣军，派来了政训处主任张志远，为避免产生矛盾，同时为张心德同志安全着想，王国才遂派人将其护送回延安。

　　1938年元旦刚过，在白凤翔带领下，王国才率部到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抗击日寇，多次与日寇浴血奋战。年底，为鼓舞士气，傅作义将军检阅了抗日先遣军，然后抗日健儿开赴包头以北的大青山地区、固阳、四王子旗前线抗击日寇，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39年7月，在白凤翔的谋划下，时任河套五原骑兵第八纵队上校司令的王国才率部“诱引”日军驻包头部队“出洞”。他指挥部队边战斗边转移，把日军引到乌拉山南麓一处山谷，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他一声令下，埋伏在山谷里的先遣军官兵向日寇劈头盖脸地扔下手榴弹，炸得日寇鬼哭狼嚎，四处乱窜。最后把日寇车队后面的两辆汽车炸毁，堵住了日寇后退道路，日军顿时乱作一团，弃车向山上突围。此役，抗日先遣军共击毙日寇300余人，炸毁汽车数辆，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

　　1940年2月，王国才任五原新编第四师少将师长。在傅作义将军的亲自指挥下，第三十五军、八十一军、热河抗日先遣军、三十一师联合发起绥西战役。绥西战役，是国军第8战区部队在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西部地区与日军驻蒙古的部队以及伪蒙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作战中的其中一仗，傅作义时任中国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5军军长，制定了以运动战、游击战战术相机歼敌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是役，歼灭日军3000多人、伪蒙军5000多人，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毛泽东、朱德发电祝贺绥远抗战胜利。特别是在1940年3月的乌梁素海一战中，傅作义指挥第一0一师董其武等部反攻五原，白凤翔率王国才等部在五原城东的二驴子湾设伏，截击逃跑的日军。3月21日，当日军中将水川伊夫率部逃出五原城时，迎面碰上白凤翔的部队，在乌梁素海，白凤翔利用优势地形，命令王国才所部缩小包围圈，向残敌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击毙日寇300余人。日本天皇的外甥水川伊夫中将被击毙，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震动。这是继八路军在河北涞源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后，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二个日本中将。

　　王国才所部有较强的战斗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部连营级以上军官熟悉日军战术有关。早在1933年中国军队抗战之初，白凤翔所部东北军骑六师(王国才时任少校连长)在转战司马台、古北口、多伦的对日作战中，逐渐摸清了日军的突击战术、迂回战术以及受武士道精神奴役的日军残暴心理。能骑善射、本领过硬的王国才在白凤翔的指导下给部队定了三项训令：一是快速集结，所有枪支的弹药不退膛，一有情况快速反应。二是除步枪、大刀之外，每个连队要有10位以上官兵会用“九节鞭”。“九节鞭”是一种异常凶猛的软兵器，可缠在腰间，或折叠藏身，“竖打一条线，横扫一大片，竖轮转平扫，回身缠绊绕”，令日军眼花缭乱，瞬间落马。三是精练草原战法。王国才特别注重严格训练，按照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要求，强化以夜间射击为主要内容的夜战训练，苦练一公里冲锋科目，为打好奇袭战热身，注重迂回战、穿插战、围点打援、破袭等游击战法。骑兵科班出身的王国才，带出了一支马术精，枪法准、作战勇的队伍，加上有充足的、优良的马匹，部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原劲旅。

　　1940年7月，在达茂旗南部与固阳县的交界处合教村与日寇战斗中，白凤翔腹部不幸中弹，在部队伤亡惨重，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白凤翔为拯救部下，同时得傅作义“保存实力，伺机反正”的指示，决定以过去西安事变反蒋名义率部分随从向日方诈降，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后来，白凤翔被日军委任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总部驻固阳合教堂，辖固阳全境，王国才任总部副官长兼第四师师长，国民党中央政府派来军统冯兰亭、王匡一，傅作义将军派来的战地工作团霍刚等人员全部安排在总部副官处，白凤翔分别委以职务，让他们搞日伪的情报工作。此时，日本人命令白凤翔率部进攻后套，白凤翔借口有病，按兵不动，白的难以驾驭，引起日本人怀疑，对他深怀戒心。后来，白凤翔密谋起事被包头日本特务机关侦知。白凤翔到包头治病时，晚上派人给王国才送一纸条，写着“捷三弟，在家细心处理事务”。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给白凤翔注射慢性毒药，直到不能行动时才被送回合教堂防地。白凤翔不顾身染重疾，仍密召部下研究起义事宜。他告诉副官长王国才说：“不要因为我有病而推迟起事日期，一切按计划进行。”白凤翔去世后，日本人委任六师师长王绳武为总司令，王国才为副总司令。王国才见时机成熟决定反正，下令将日本顾问、日本教官等13人全部杀死，将所有文件烧毁，然后带上电台，将白的遗体绑在马背上，带领部队边打边往五原撤退。日军得悉后，派3架飞机和数量汽车及伪蒙军第八师跟踪追击两夜一天。先遣军行至乌拉特前旗西山嘴附近时，被敌人追上，先遣军死伤600余人。经过反复冲杀，最终，只有王国才的第四师和王绳武的第六师奋勇突破日军的重重围剿，到达河套地区，受到傅作义将军的热烈欢迎。傅作义欣赏王国才的铁血忠勇，遂任命王国才为绥远第八战区骑兵挺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继续率部同日寇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牵制了大量日伪军。

王国才在军政大学时留念

参加和平起义后转业到地方工作

　　1947年，王国才调到东北二战区长官部任高级参议，后任傅作义将军总部少将高参、国防部员。1948年2月，北平和平起义前夕，王国才的侄儿及外甥女等劝他飞往台湾，遭到王国才的拒绝。王国才对侄儿等人说：“我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随后，王国才跟随傅作义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王国才经同乡刘齐省(北京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进入北京华北军政大学读书，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1949年4月又入石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较全面地了解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丰富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信心。

王国才转业忻州供销社时留念

　　1955年，王国才服从组织安排从华北军政大学转业到山西省忻县地区供销社供应科任科员。他放下架子经常和同事们下乡了解情况，保障供给，足迹遍布全区14个县。1956年王国才患肺病后地委派专人探望，并安排最好的医生精心治疗，王国才深切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党和政府的温暖，遂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为子女改名为王学为、王学人、王学民、王学服、王学务，进一步表明了王国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决心。1960年，王国才病情恶化，经老首长、水利部长傅作义将军联系安排，入住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成功切除了三分之二的右肺叶。傅作义将军还专程到医院看望老部下王国才，勉励他安心养病，痊愈后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做贡献。

原忻州市委副书记马天荣(右一)为王国才遗孀王桂芝颁发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王国才出院后，被组织安排到忻县地区干部疗养院疗养。他保持部队习惯，每天早早起床，打扫院子，养护花草，收发报纸信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围攻揪斗干部疗养院刘院长夫妇，王国才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把他们保护在自己家里，造反派敬畏王国才的刚正不阿和威严，不敢造次，使刘院长夫妇幸免于难。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70年王国才被错误下放到代县城关镇瓦窑头村。但他一如既往低调做事，诚信做人，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子女严格要求，从不居功自傲，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条件和要求。在农村社教活动中，他积极帮助县委工作队开展工作，并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教育农村干部和青少年，受到县委工作队的高度赞誉。当时农村肥料紧缺，王国才不论严寒酷暑，经常走街串巷为集体拾粪，然后把一箩筐一箩筐的牲畜粪便倒在集体的粪堆上。他还发挥懂马的特长，义务为驻军某部训马、医马，手把手传授解放军战士养马知识，被指战员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将军师傅”。王国才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晚年曾两次捎信给宝岛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力宣传祖国大陆的美好前景，企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1978年，王国才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代县，享年75岁。

拨沙见金终获褒奖

王国才一家人。摄于50 年代

　　1987年中共山西省委落实对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组，以晋起投字(1987)18号文件作出《对王国才同志的结论》：

　　“王国才同志遗孀王桂枝(芝)要求为王国才作出结论”。经查，王国才(号捷三)1903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36年12月任张学良部骑六师上校副官处长时，接受张学良将军指示，具体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组织工作，系带队捉蒋的领导者之一，为民族抗日作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1月任国民党国防部员、华北总部少将高参时，又顺应时代潮流，跟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1955年由部队转业到忻县地区供销社，1970年下放到代县农村，1978年病逝。王国才同志一生爱国爱民，坚持抗战，向往光明，追求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确属有贡献、有影响的爱国起义将领。由于“左”的路线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影响，王国才同志身前未能得到妥善安置，给其家属子女也造成了一定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过程中，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其遗孀王桂枝(芝)和长子王学仁(人)、次子王学明(民)、三子王学服等人作了适当安置，今后应继续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

王国才与女儿，摄于1949年。

　　王国才长子王学人曾担任代县政协两届常委，二子王学民曾任代县公安局局长助理、三子王学服曾任代县政协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2005年8月12日和2015年8月1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之际，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派专人为王国才同志遗孀王桂枝送来了慰问信，颁发了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并对王国才将军给予高度评价。这使王国才家属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王国才将军生前为人低调，其生平事迹一直鲜有人知。值此纪念西安事变88周年之际，挖掘整理其生平事迹，以告慰先烈，铭记历史，昭示后人。

　　捉蒋功臣王国才将军的生平事迹，不仅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更是激发和凝聚人民群众励精图治、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它将永远鼓舞我们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简介：

李九龙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曾获全国税收诗词大赛二等奖，全国“汾酒传情”征文优秀作品奖，山西省税务系统报告文学主题征文一等奖，山西省税务系统文艺创作评比一等奖、二等奖，山西省百部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奖，忻州市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评比二等奖、三等奖，作品入选《一树春风千万枝》《全国税收诗词大赛获奖作品集》《“汾酒传情”征文获奖作品集》《不熄的生命火焰》《金色税月》《金色之歌》《中国现代创新理论文集》等多个选本，出版个人作品集《散羽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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